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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历史的倒影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南方出版传媒
作者：十年砍柴
内容简介：
《历史的倒影》收入网络知名人士十年砍柴的读史访古心得三十八篇，全书分为观治道、察世情、品文化、看山川四个部分，通过解读历史细节比照现实，借古阐发微言大义，寓历史趣味性和思想文化性于一体，读来让人不得不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展开深刻而独特的思考。
作者介绍：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一九七一年生，湖南新邵人，知名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家和网络红人。一九九三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一九九九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二〇〇八年十月加入语文出版社，现任语文出版社文化图书部主任。出版有《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晚明七十年：1573—1644，从中兴到覆亡》《闲话红楼：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进城走了十八年》等作品。
书摘正文：
一五七二年的“聂树斌冤案”
明朝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年）九月，京师北京发生了一件大冤案，这一冤案让二男一女被错杀。
是年五月二十六日，服媚药过多的隆庆帝，在三十六岁盛年时就驾崩了，十岁的万历帝即位。老皇帝大行，新皇帝登基，这当然是帝国最大的事情。按照帝制时代的礼法，新皇帝在第二年元旦才能改元用新年号，皇帝的丧事当然耗钱耗时，直到九月，庙号穆宗的隆庆帝灵柩才埋进昌平的帝陵里。自然，这段时期京师的警戒级别会提高。集权政治体制下，同样的刑事案件，发生在平时和发生在特殊时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恰好这关键时期，九月十一日傍晚，一件恶性刑事案发生了。英宗的贵妃、宪宗的生母周太后的兄弟周寿，封庆云侯（今日海淀区苏家坨乡尚有周家坟，即是庆云侯家族坟地），他的孙子周世臣靠祖荫官居锦衣卫带俸指挥——明朝时锦衣卫是拼爹大本营，功臣、外戚子弟多安插此处，文官体系他们进不去，那得靠科考。他老婆早死，没儿女在身边，和一个叫荷花的婢女同居在东城的一条小巷内，只有一个叫王奎的男仆负责开门锁门。那天天刚黑，几个盗贼用斧头劈开门，进来抢劫。这周世臣毕竟是武官出身，也不含糊，拿着大棍子与盗贼对打，终于寡不敌众被杀，而荷花躲在屏风后面将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杀死周世臣后，盗贼抢走了一百五十两银子，也许是做贼心虚，走得匆忙，既没有仔细搜查是否有活口，临了还遗落了几两银子。
第2页 :一五七二年的“聂树斌冤案”
待盗贼走远了，荷花捡起盗贼遗落的银两，跑到那天正好在自家休假的王奎，哭诉主人被杀的前后经过。
盗贼如此大动静杀人，自然有邻居报官。因皇帝新丧，内外戒严，指挥张国维奉兵部的命令巡视这一地段，听闻一位皇亲国戚被杀死在自己的辖区内，而盗贼早已逃之夭夭，其内心恐慌可想而知。于是，按照破案的常规思路，马上带兵去周世臣的仆人王奎家去了解情况。这时候，正碰上荷花在王奎家。而且巧的是，隔壁一个当屠夫的邻居卢锦来王家讨要赊给王奎的卖肉钱。那年月，草民怕官，看到外面有全副武装的官兵往里面走，就吓得躲到床底下了。这就坏了，张国维不只抓住了王奎、荷花，还把床底下的卢锦拖出来，一询问，原来是个屠夫。
这下好了，重案得破了！一番刑讯逼供，三位小人物不得不承认：婢女荷花和屠夫卢锦通奸，并用财物买通了仆人王奎，一起将主人周世臣害死。周家的宗亲长老得知噩耗，前来探视，恰逢办案官吏抓捕三人不久，这几位长老也想当然地认为是年轻美貌的婢女勾结奸夫害死主人，便要求官府主持正义，说：主子待奴婢不薄，他们竟然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该碎尸万段！
有嫌疑人的口供，有当场起获的赃银，还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群众意见，这一凶杀案就很快结案了，将人犯移交刑部审理。每次上堂，三名嫌疑人都大喊冤枉，说是被刑讯，不得不按照办案者的意图招供。但刑部侍郎翁大立先入为主，听信了办案的张国维等人的指控，坚持认为乃奴婢杀主，是大逆。指示具体审案的司官尽快以此结案，判三名凶手极刑。但郎官、主事等中低级官员中，毕竟有不少专业人士，认为这样做太草率。一位郎中（司长）力主此案疑点多多。张国维等人甚至连死者的尸体也没有认证检验，究竟用什么杀死的，如何杀死的，诸多细节无法吻合。而且两位奴婢和一名熟人相勾结杀主人，何必劈开大门而入？又何必那样激烈的打斗？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下，谁官大谁就真理在握。翁侍郎上书皇帝，大讲三罪犯如何伤天害理。刚登基的万历帝还是小孩，当时首席内阁大学士是高拱，他也不可能认真调阅案卷，就拟旨批准了翁侍郎的上奏。有圣旨在手，自然就是“铁案”了，三人在万历四年被当街正法，相信官府说法的围观百姓无不对这三位奸夫淫妇、负恩恶仆被杀拍手称快。最搞笑的是，真正的凶手、那几个盗贼也混在围观群众中，私下里嘲笑官府的愚蠢。
真相的暴露也相当偶然，群盗为首者叫朱国臣，也是屠夫出身。养了两个歌妓，白天让人家出去唱歌挣钱，晚上让人家陪酒陪睡，稍不如意就痛加鞭笞。这两个歌妓不堪忍受，一次偷偷跑到官府，告发了朱国臣杀死皇亲周世臣，且将这个黑社会团伙的其他案子一股脑说出来了。于是兵部立即派官兵将朱国臣以及同党刘汝成、刘五等七人抓获，移交刑部审讯，这些人一五一十招了。原来周世臣曾带锦衣卫巡察时，数次对混在街市中的朱国臣瞩目，朱怀疑周可能知道自己暗地里干的那些盗抢勾当，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掉周世臣。
真凶被抓，而荷花等三人已人头落地两年了。舆论哗然，给事中、御史这些监察官纷纷要求追究责任人。而此时，力主以奴婢害主定案的翁侍郎已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这时北京的刑部尚书严清，出来为同僚辩护，他对主持朝政的张居正说：当初翁大立将张国维等人的侦查结论如实上奏，是为人臣者的本分，并不算什么大错，这件冤案的根源是办案的张国维。
正在雄心勃勃推行新法的张居正当然也不愿意为一件冤案处分过多的官员，搞得政局不稳，于是听从了严清尚书的建议。翁大立提前退休回乡，三名主持审判的司官贬官出京，张国维被判处流戍边疆。坊间舆论对此处罚很不平，有人说张国维花重金运作，才处以轻判。
四百五十年后再审视此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造就冤狱太正常了，而冤案昭雪却相当偶然。原因乃是：一、破案的压力使具体办案者有制造冤狱的强大动机，而权力封闭运行，长官意志大于天，内部的监督、制约形同虚设；二、被冤者的救济渠道阙如，而不明真相的民意又使冤狱看起来具有某种“正当性”；三、制造冤狱的风险太小。若不是那两个歌妓冒死举报，这冤案就会永远冤下去。而最后的处罚，也仅仅让一个低级别的官员出来背黑锅。
不过现在看来，尚书被免职，司局级官员降级外任，具体办案者判处流戍，也不算太轻。至少在大明朝，人家没有装聋作哑继续拖下去，当年的办案者也没能继续待在高位上。张国维若泉下有知，恐怕会叹一声：生不逢时呀！
官员“被自杀”的大清版
嘉庆十三年(一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山东即墨新科进士李毓昌的家中，本是一片喜气洋洋，突然接到江苏官府送来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噩耗：李老爷于十日前，在奉命去淮安府山阳县查赈的任上，竟“心神不宁”而自缢身亡。——“心神不宁”换现在的说法，大概是“抑郁症”。
李家上下自然万分悲痛。李膝下无子，留下一个寡妻，家族的大树倒了，李妻央求家族中见过世面、有武秀才功名的亲叔叔李泰清做主，前去江苏接回灵柩。不仅李氏家族，整个即墨县民间，都觉得这件事实在太蹊跷。李毓昌中进士那年虚岁三十八，几十年寒窗苦读，终于考取进士。吏部派其去江苏省候补知县。那时候，进士到下面的省里候职，俗称“老虎班”，榜下即用，遇缺即补。如果该省巡抚半年内还让新科进士坐冷板凳，那就得小心御史的弹劾了。李毓昌到江苏赴任时，正好那年夏天淮河和洪泽湖洪水泛滥成灾，哀鸿遍野。皇帝下旨向当地下拨赈灾银，其中灾情最重的山阳县分得九万九千两。这是一笔巨款，朝廷担心被官员贪污，照例在赈灾完毕后，派员前来进行审计。江苏巡抚汪日章觉得这位新科进士在等实缺时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派他作为查赈大员前去山阳县审查账目。
一个新科进士，前途似锦，怎么可能“心神不宁”而自杀呢？这实在不合常理。疑窦重重的李泰清将侄子灵柩接回家，离开山阳县时，该县知县王伸汉还奉送了一百五十两路费。
遗孀林氏清点亡夫之遗物，从箱笼中翻出一件皮马褂时，发现胸前及两袖血迹斑斑，衣服中缝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山阳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林氏马上找到叔叔李泰清，在他的主张下，合族决定开棺验尸，检验证明：毓昌死前身中剧毒。很显然，他是被害死的，而害人者最大的嫌疑则是山阳县知县。更为奇怪的是，跟着李毓昌前去查赈的几个跟班李祥、顾祥、马连升，在老爷死后，竟然没有回到故乡，而是在王伸汉的举荐下，在江苏几个县当了衙役——堂而皇之做官差了！
然而李毓昌自缢身亡，这是江苏当地的省、府、县三级官府做的结论，要推翻这一结论，是何等的不易，如果冒冒失失去京城上访，不但打草惊蛇，弄不好被当成刁民解押回山东。这时候，李毓昌的老师、时任安徽巡抚的初彭龄回即墨省亲，李家便向他哭诉冤情。得知自己的学生被残害，初彭龄十分震怒，他亲自撰写了状纸，让李泰清及李毓昌的堂伯李士璜(附贡生)携带诉状前去京城，在都察院前哭诉。有初彭龄在高层运作，这状纸较顺利地递进都察院。掌管全国纪检监察的左都御史看到此案太复杂，牵扯太广，干脆上报给嘉庆帝，听候圣裁。
嘉庆帝一看诉状，震怒可想而知。一个查账的新科进士被当地官员给害死了，若属实的话，那背后该有多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于是下了两道圣谕：一是命山东巡抚吉纶立即组织公正精干大员验尸，二是责成两江总督铁保及江苏巡抚汪日章将原报案卷及涉案人犯火速解京候审。同时，嘉庆皇帝还在谕旨中严厉强调：“若不细心研究，致凶手漏网，朕断不容汝辈无能之督抚，惟执法重惩，决不轻恕！”山东巡抚接旨后，不敢怠慢，立即调集山东布政使即藩司朱锡爵、山东按察使即臬司张彤及济南府知府徐日簪、武定府知府金国宝、登州府知府石俊、历城县知县王嵩、嘉祥县知县周以勋、德州知州周履端、阳谷县知县王吉等九名省、府、州、县官员，并选拔精干“法医”前去即墨验尸。
山阳县知县王伸汉得知这个消息后，哪能坐以待毙，竟然请江湖上的黑道人物去即墨盗尸。因为一旦毁尸灭迹，案子就无法查下去了。哪想到李家早有防备，将棺材暂时掩埋在堂屋里挖掘的地窖中，日夜有人守护。大盗倒有职业道德，进不了李家的堂屋，便盗取门前进士旗杆的顶子回去交差。
联合调查组验尸证明：李毓昌是身中剧毒后，再被人用绳索勒紧脖子挂起来——显系被人谋害无疑。嘉庆皇帝闻奏，立即命军机大臣仪亲王坐镇督查该案，并由刑部、吏部、礼部、都察院一起组成专案组查案。
嘉庆十四年(一八○九年)七月，案情大白：李毓昌等一行查赈大员来到了山阳。王伸汉恐贪污赈银之事败露，即贿赂查赈人。李毓昌这个忠厚耿直的山东汉子严词拒绝。为了避嫌，他不住王伸汉为之安排的县衙公馆，而选定了城郊的善缘庵作为寓所。山阳县共辖四十乡，每乡数十村。李毓昌带人一村村核对人数及所领赈银。一个月内复查二乡毕，将所查出的王伸汉借放赈之机贪赃枉法、克扣赈银之事造册欲上禀淮安知府。这样查下去，王伸汉的贪腐肯定会败露。
一不做二不休，王伸汉用五百两银子买通了李毓昌身边的仆人李祥、顾祥、马连升，然后宴请李毓昌，李推脱不过，王伸汉频频敬酒。喝高了的李毓昌回寓所休息，因酒后口渴，唤仆上茶。李祥趁机将毒药放于茶内，失去警惕的李毓昌一饮而尽。然后毒发吐血，三个恶仆将奄奄一息的主人勒死，伪造自缢假象，然后报告当地官府。王伸汉知道后大喜，派人先将李毓昌准备向府署呈送的呈状及户口清册取走，然后派人将案情报知淮安府。但百密必有一疏，他没来得及仔细清查李的遗物，没想到李毓昌担心被害，早有遗书缝在衣服内。淮安知府派办案人员前来查验，王伸汉便暗中送与白银二千两，淮安知府王毂收了银子后，心知肚明。于是，李毓昌因抑郁症自杀的报告出笼了，报到省府，管司法的按察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经过专案组查明，朝廷给山阳县九万九千两赈灾银，知县王伸汉冒领了二万三千余两，自己独得一万三千两，其余一万两用来收买、贿赂上司和查赈专员。
经嘉庆帝御批，山阳县知县王伸汉斩立决，没收全部家产；淮安府知府王毂绞立决；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宁布政使、江宁按察使胡克等一干高级官员分别判处流放或免职；三个谋害主人的仆人被凌迟处死。
李毓昌之冤最后得以昭雪，嘉庆帝亲自赋诗对其褒奖。李这样的官员在当时的官场实在是凤毛麟角。他饱读圣贤书多年，刚刚中进士出来当官，还有一种“不负天子”的道德自律。设想一下：如果李毓昌在官场呆了数年后，还会那样一尘不染吗？他会不会向官场的现实低头？事实证明，九名查账的特派员中，只有两人没有接受贿赂。而王伸汉以银钱开路，和上司结成了利益同盟。如果不是李毓昌那位当巡抚的老师在背后运作，这个案子很可能就到不了都察院那里，更别说让皇帝亲自批示了。
第3页 :索贿的艺术
一个疆土广阔、人口数亿的大清帝国，一件冤案要惊动皇帝，皇帝派大员组成专案组，才可能冲破阻力，使案情大白。这样的帝国是没希望的。
索贿的艺术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讲究的是含蓄、委婉，话不能说得太透，因此老外来中国，往往由于中国人说话不那么干脆，留点弦外之音让对方揣度，而如坠云中。
在中国传统官场，即使是官员索贿也很有讲究。下级向上级送钱，要安一些好听的名目，如“节敬”、“冰敬”、“炭敬”，意思是说过节时送些礼物，或者夏天馈赠些钱去买冰祛暑。如此显得人情往来是温馨的。
春秋时，中国社会人际交往这些特点就具备了，而且现在的含蓄，比起那时候，就显得很没文化了。譬如，一个县太爷带着司机到下面的乡镇检查工作，吃饭时上当地某特产如酒或鱼，吃完饭司机给乡镇负责人说：刚才首长喝你们乡镇产的那个酒，感觉很好。——这就是暗示当地再拿一些酒放在后备箱里带走。在中国官场，几乎没人听不懂这种暗示。但春秋时的人说类似的话，要雅致得多。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五四一年），晋、楚两大超级强国再次在郑国的虢地会盟，重申襄公二十七年在宋国的弭兵之约。是年，楚公子围娶亲于郑，会盟算是捎带的事。鲁、齐、宋、卫、陈、蔡、郑这些中原列国也都被纠集过来与会。鲁国派出的是该国的老外交官、政治豪门“三桓”之一的叔孙豹（又称穆叔）。
就在会盟期间，鲁国的当国者、“三桓”的另一家季武子出兵攻打临近的莒国，夺取了郓（今山东省沂水县）。鲁国在晋、楚、齐面前是弱国，而在莒面前，则是强者了。莒国打不过鲁国，就派人到盟会上向主持国际秩序的楚、晋告状。楚国本来就很不满鲁国紧随晋国——鲁、晋是姬姓兄弟之国嘛。楚国代表团团长公子围说：这鲁国也太放肆了，我们的和平会议还在召开，他竟然公然入侵他国，摆明了不把和平条约当回事。建议将参加会盟的鲁国特使叔孙豹杀掉，以示惩罚。
当然，杀叔孙豹不是楚国一家能决定的，必须征得另一个大国——晋国的同意。晋国的代表团团长是赵武（亦名“赵孟”，世人尊称“赵文子”），跟随他来到郑国的家臣乐桓子，扮演秘书角色。乐桓子趁机向叔孙豹索贿，说我可以替你向我家赵老爷求情。但问人要钱，却不明明白白说出来，而是说“请带”——说向鲁国使臣讨要一条腰带。叔孙豹没有给乐桓子任何金钱，他的跟随梁其胫劝他：“货以藩身，子何爱焉？”意思是花钱买平安，即将遭遇杀身之祸，你还舍不得那些钱干什么？
叔孙豹义正辞严说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参加诸侯之会，是为了保卫国家不受侵犯。我如果以贿赂晋国人自己免遭祸害，鲁国必然会受到楚国等国家的攻打。这是给国家惹祸，还谈什么保卫国家呢？虽然，这大祸是季武子惹出来的，可鲁国又有什么罪？我奉命出使国外，季武子在家守国，一直就这样分工的，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可乐桓子派人来索贿，不打发点什么，他还会继续来要钱。于是，叔孙豹当着对方来人的面，把衣服撕了一条给对方，并说我们的腰带太狭窄恐不成敬意，只能撕一条衣帛代替了。
乐桓子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他将过程向赵武汇报。赵武却对叔孙豹的表现大加赞赏。说叔孙豹面临被杀的灾难而不忘国家安危，这是忠；面临危难而不越位，这是信；为国家而不用贿赂以求免死，这是贞；谋国处事以这三点出发，这是义。有此四点，怎么能被杀呢？
于是赵武与楚国使团会面，恳请楚国放过叔孙豹一马。其理由是：鲁国虽然有罪过，但是使臣叔孙豹为了国家不怕死，又敬畏楚国。阁下放过这样的忠臣，能够劝勉左右的楚国大臣效法于他，有利于楚国；邻国之间为了边境的城邑反复争夺，这是常有的事情，夏、商和周朝明君在位时，都有这类事情，何况我等执政呢？再说，鲁国和莒国争夺郓地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何必理会；而作为盟主，只要不是影响社稷的大事，不必去理会。如此就少劳烦其他诸侯国（因为兴兵伐鲁必然以“联合国军”名义，其他诸侯国有出兵出钱的义务），宽宥贤人，减少烦扰，诸侯才会更拥戴楚国。
这番话说理充分，而且给楚国戴了高帽子。楚国也不能不管晋国的态度强行出兵，于是就坡下驴，给了晋国的面子，没有杀叔孙豹，也没有讨伐鲁国。
赵武比乐桓子更讲政治。鲁国是晋国忠实的同盟者，如果因为索贿未成，而不顾盟国使臣安危，看着叔孙豹被杀，这事声张出去，晋国和赵武在诸侯国里面还有什么威望？所以，好的领导应当考虑得比秘书更长远，而不是受秘书所左右。
仙界高层流动停滞之害
中国历代王朝有不少的皇帝热衷于求不老之药，包括秦皇汉武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英明之主，因此没少被方士们忽悠。人总想长寿，有权有钱的更甚，这也是科技昌明的今天李一、王林这类“大师”能吃得开的原因。
然而从古至今，活过八十岁的皇帝只有四人。只有在死神面前，众生才算是有起码的平等，不管他多有权多有钱，上天未必会垂青他。不过这倒是件大好事，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哪个皇帝别说是长生不老，就算如电视剧中康熙那样，“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能遂愿，那么他们要不要子孙？而他们的子孙又怎么办？康熙废掉太子，一个原因是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皇帝，太子从出生到三十多岁，就是接不上班，情何以堪呀！太子因此常有怨言，巴不得皇阿玛早点翘辫子。清代的皇帝可是乾纲独断、握有实权呀，不像现在英国女王那样仅仅是一种象征，因此老王子查尔斯花甲之年，仍未登基，也没必要着急。毛泽东曾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讲了一段话：“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这话很有道理。
看《西游记》，发现一个大问题：神仙们长生不老，尤其是那些法力高的神仙，与天地同寿。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整个神仙界高层的流动几乎停滞。因为神仙们，占据了一个个职位，基本上是终身制的。即使引入凡界官场的致仕制度，退休的神仙照样享受领导人待遇。由于他们不死，不给媒体发布讣告宣称“人民群众巨大损失”的机会，秘书、司机、保镖一个不能少，退休金无限制地领下去，医药费无限度地报销，那行政成本将是个无底洞，天庭财政没办法支撑。
以玉皇大帝的一班子文武大臣为例。最高统治者“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在宝座上不知道坐了多少万年，还精力旺盛，年复一年照常上朝理政，一点也没有禅让的意思，更不可能驾崩。他的文臣里第一谋士太白金星，也是如此，没有退休的意思。即便那位平时不问朝政、关键时刻备玉皇咨询的顾问委员会主任太上老君，看起来是退休专司炼丹，可重大问题上有极大的话语权，往往一言九鼎。武将呢，玉皇的外甥二郎神杨戬永远是总部设在灌江口的警备部队司令，连他的那条警犬——哮天犬都是终身制。托塔李天王一直就是南部战区司令，南天门一带是他和儿子哪吒的地盘，别人不能染指。即使是非高级干部的小角色，比如探听消息的千里眼、顺风耳，掌管技术部门的雷公、雨婆，各路大小土地，几乎都是要把交椅坐穿的架势。
如此一来，神仙界各个大小职位，都被人占完了，且要一直占据下去，那么新成长的精英，特别是从民间奋斗出来的精英，饶有天大的本事、再高的抱负，也很难挤进管理层，孙悟空便是个最典型的例子。于是，不平则鸣，有本事的新生代神仙得不到合理的安置，牢骚之余就是造反了，悟空是这样，他的把兄牛魔王以及大大小小的妖怪也是这样，包括那些原来在大神仙身边的动物、仆人，沾了仙气长了本事，照样得不到政治待遇，也纷纷下凡，祸害人间，谋取实惠。对这种状况，天庭包括玉皇在内的高层神仙其实是很了解的，由于没法给他们安排合适的职位，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任凭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搞好自己的福利。除非像孙悟空这样不安分的青年，想杀人放火受招安，闹得太厉害了，直接影响整个神仙界的稳定，才听从太白金星的建议，先给他一个不入流的弼马温；悟空不满足，继续造反，再给他一个“有官无禄”的空衔“齐天大圣”。用太白金星的话解释是：“名是齐天大圣，只不与他事管，不与他俸禄，且养在天壤之间，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宁也。”说白了，就是让悟空当一个顶着虚名的政治“花瓶”。
玉皇和太白金星那般忽悠悟空，也是不得已。因为天庭上稍微有点油水的职位都有人占着，资源已经被瓜分干净，利益格局板结化了，玉皇很难叫哪位神仙让位，把职权交给一个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玉皇为了不使民间精英彻底失望，可以采取的修补之策无非两点：其一是想办法增加一些新职位，但必然造成人浮于事，各部门之间为利益而扯皮，效率低下而行政成本飞涨；其二是惩办一些犯错误的神仙，从而空出一些职位。天蓬元帅猪八戒酒后失态和卷帘大将沙僧打碎宫灯，按理说不是什么大的罪过，但也许是失去了玉皇的宠信了，玉皇便借机将二位神仙贬下凡间，此举一石二鸟，既让在位的各大神仙有危机感，更加效忠玉皇，又安排了玉皇喜欢的新贵。但由于仙界高层的整体流动陷于停滞，这两点补救措施于事无补，连一点小涟漪也难以泛起。
民间精英上升的路被堵死了，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
第4页 :孙悟空的两次“反垄断”
孙悟空的两次“反垄断”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有两次反垄断的经历，都与他的结拜大哥牛魔王家族有关。一次是反暴力垄断，一次是反技术垄断。
牛魔王一家人基本上可算作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的民间精英，和悟空的成长路径相似，只是悟空被招安进入天庭体制内时，牛魔王还带着一家子在体制外折腾。所以他们再厉害，也无终极胜算。当悟空自己打不赢他们时，悟空背后体制内绵绵不尽的力量就会出来助拳，与这种力量对垒，牛魔王一家总有耗尽能量之时。
悟空碰到自己侄儿辈的红孩儿，三昧真火烧得他难以招架，只好请出观世音用净瓶里的水浇灭大火，并收伏红孩儿做身边的善财童子。
红孩儿被降伏不久，师徒四人在女儿国过子母河时，唐僧和八戒误饮了河水，怀了身孕，唯一的办法只能去“落胎泉”取水饮下，方能打胎。可控制“落胎泉”的如意真仙是牛魔王的弟弟，红孩儿的叔叔，真是冤家路窄。
这“落胎泉”是女儿国的公共资源，而且十分稀缺珍贵。因为女儿国没有男人，女人靠喝子母河水传宗接代，而误饮河水而怀孕是很容易发生的事，因此打胎的“落胎泉”是全体国民必须依赖的重要资源。这样一种关系到国民健康与福祉的资源，当然需要管理，用泉水的人也应当支付一定的成本，否则就会造成过度开发，资源浪费。管理“落胎泉”的，只应该是公共机构。
若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那就要开听证会：如何收费，收的费用如何使用…………这一切必须告知国民。可如意真仙凭借暴力霸占了“落胎泉”。唐僧一行借宿的那家老婆婆告诉悟空：“但欲求水者，须要花红表礼，羊酒果盘，志诚奉献，只拜求得他一碗水哩。你们这行脚僧，怎么得许多钱财买办？但只可挨命，待时而生产罢了。”
如意真仙这种方式是黑社会致富风险最小、效益最高的方式。
黑道上人刚出江湖时，必定经过打打杀杀的初级阶段，弄不好就横尸街头。到了第二个阶段，不会动辄就流血，而是控制一本万利的买卖，如做“黄赌毒”买卖，或者用暴力加金钱，搞定权力机关，取得某种行业的专营权。这如意真仙除了有一身武艺外，我怀疑他贿赂了女儿国朝廷中的官员们，否则以一国之力，还对付不了这个老道？我不相信，女儿国官员们的家眷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也要用钱买“落胎泉”泉水。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漂白了，或被招安了，成为官府的人。
如意真仙碰上了悟空、八戒这样比他更横的人，打不过两人，只好让人家乖乖地免费取水。
如意真仙暴力控制公共资源，而悟空又借暴力免费享用公共资源，这都有悖公平交易原则。但在不公平的体制下，这类现象是常态。因此唐僧、八戒喝剩下的泉水，被老婆婆讨要，当着宝贝埋在地下，并说：“这罐水，够我棺材本了。”悟空免费用水一次，并没有改变“落胎泉”水这公共资源的使用方式，如意真仙将会继续靠垄断致富。
公共产品一旦被私人或利益集团垄断，最受损害的就是穷人。女儿国有钱人可以去买水，无钱的呢，诚如老婆婆所说，“只可挨命”。
别了女儿国不久，唐僧师徒一行来到火焰山。要通过火焰山，只能借用铁扇公主的芭蕉扇。铁扇公主这是技术垄断，这芭蕉扇是她自己的，比那些老君、菩萨身边的仆人、宠物偷主人的宝贝下凡作怪文明得多，后者窃取的是他们主人所掌握的公共权力。
牛魔王夫妇自然不愿意借扇子。这种态度无可厚非，因为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任何一方都有拒绝交易的权利。可悟空不厚道，采取欺骗和强抢等手段，又使出惯用的一招，借用公权力，让李天王、哪吒、观音等一干人帮忙，制服了铁扇公主夫妇，把人家的专利产品夺过来。
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政府当然不能完全撒手不管，但是管理要程序合法。美国政府如果想拆分微软公司，肯定不是让司法部下道命令就能办到的，必须经过旷日持久的司法程序。而在《西游记》里很简单，把牛魔王的洞给烧了，把牛魔王抓起来，一切就妥了，根本不需经过司法程序。
已故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诺齐克坚持权利高于善（利益）。他认为，市场体制下人们正当获取和自由交换的条件是不可使他人的状况恶化。为此他打了个比方，不允许某人独占沙漠中唯一的水源，然后以任意高的价格向别人供水。但是，如果一个人发明了某种致命疾病的治愈方法，他为此而任意开价，那仍然是允许的。如意真仙的垄断属于前者，铁扇公主的垄断属于后者。悟空第一次反垄断具有正当性，第二次反垄断是非正义的。悟空两次反垄断的成功，没有改变暴力为王、赢者通吃的体制，垄断的根源并没有消除，所以不值得为悟空的胜利喝彩。
古代如何防止“高考移民”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七月的一天，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已经六十七岁了，但一点也不糊涂，精力也好。他在宫内接见浙江解饷官绍兴府通判张廷泰。通判，只是一个正六品官，能得见天颜，可谓皇恩浩荡了。
可麻烦就出在皇恩浩荡上，最高领导人照例会问地方官的籍贯、出身、履历等等以示亲切关怀。张回答说他是顺天府人氏（今北京），可精明的乾隆帝听出了绍兴口音。这在当时是大事。一则本地人在本地当官，违反回避制度；二是张某可能是冒顺天府籍在京师参加的科考。尽管张廷泰回奏：“幼曾随父至绍兴住居数年，遂习其土音。”乾隆还是大怒，下旨曰：“顺天应试，例有审音御史、验看月官，则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询察。且朕于各官引见，奏对履历，为时无几，尚能辨其语音。诸臣审音验看时，如果留心听察，南北音声无难立辨。皆由诸臣视此等事不以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义。”意思是说，我就凭两句话听出了张某说的是南方口音，你们那些“审音御史”是吃干饭的吗？
何谓“审音御史”呢？这是专门为打击“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设置的。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籍贯，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参加科考（有国子监生员的资格可以在顺天府参加乡试）。清朝对考试报名地点有严格规定，祖父在某地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当地有祖坟、田产、住宅，才能在当地报名应试，后来改为考生本人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应试。朝廷如此防范“冒籍”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统帝国各地的利益，维护政治稳定。
宋代已出台措施防止“冒籍”，但由于当时版图没有明清两代大，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平衡，因此这一规定并不十分严厉。到了明、清两代就不一样了，帝国疆域广阔，士子众多，而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对某些地方进行政策性倾斜是必要的。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绍：“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边远省份虽然录取名额少，但参加考试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发达，像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地区的士子“冒籍”应考，显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而首都所在的直隶省，得到朝廷的照顾，其录取名额和江、浙同为最多的地区，其本地士子的考试水平不如江浙等省，这也是江南士子喜欢在冒顺天籍的原因。
不仅仅是考举人的乡试，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阶梯——考生员（即秀才），也难易程度不一样。齐如山先生说他的家乡直隶高阳，文风盛时，三十余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员，而同一省的涞源，常常考生还不够应录取的名额，基本上能把前两行八股文写顺溜就可以中秀才。由于生员录取是以县为单位，童生们彼此熟悉，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发。而且考秀才有“作保”制度，考生拿钱请“廪生”（生员的一种，可以在政府领粮食，相当于公费生）作保人，考试前考官点完考生名后，再叫“某人保”，作保之廪生必须应声“某人保”，一旦“冒籍”事发，作保的廪生也会被革去功名。
乡试以省为单位，而且考取举人的利益更大，那么防范“冒籍”则难度更大，只能用严刑峻法待之。据明末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朝对冒籍处罚非常严厉。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年）乙酉科顺天乡试后，冒籍之说纷起，给事中查明冯诗等八名浙江士子冒籍在顺天考试，奉旨查办，将冯诗等二人枷示于顺天府前，和其他六人都发配为民，禁锢终身，即终身剥夺考试资格。八人中有名史纪纯者，他父亲是翰林编修，也被革职。一干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不过王朝处罚冒籍有如松紧带，不同皇帝在位，其严厉程度不一样。嘉靖年间有个超级考试牛人、浙江绍兴籍的陶大顺，冒籍顺天考了个经魁（前五名），这也发挥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发，剥夺举人资格。不过这次朝廷很仁慈，没取消他日后的考试资格，过了几年他在浙江乡试中考了第四名，紧接着登乙丑科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专司纪检监察的中纪委副书记。
明亡清兴后，冒籍的这种把戏仍然时有发生，清朝打击“冒籍”一如明代那样严厉，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对考生“审音”，凭其口音查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在顺天乡试时，朝廷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被称为“审音御史”。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员，“审音御史”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送顺水人情。于是就出现了乾隆爷痛斥审音御史“殊失敬事之义”一幕。
读《申报》的湘西少年
一九一七年，后来蜚声中外的大文豪沈从文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这个年纪，搁在今天应该是一位在校的中学生。而沈从文循着那个年代多数湘西少年的谋生道路，过早地去阅读那本“社会大书”，当了一位“娃娃兵”。
在封闭的湘西大山里，沈从文随着部队在沅江流域的一个个小城镇辗转换防，目睹了太多的杀戮与人生悲剧，多情而忧郁的沈从文讨厌这种生活，却不知道如何告别这种生活，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来自大上海的一张报纸和一套辞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从文自传·姓文的秘书》中，沈从文回忆，部队驻扎在怀化镇时，沈从文因为通文墨，办事认真，已经被提拔为军队的文书。为了显示一种军人的豪气与不羁，沈从文学着其他的老兵，故意行为粗鲁，说话脏字满嘴，“不拘什么人，总得说，‘那杂种，真是…………’”。军队新来了一位温和文雅的文姓秘书，劝说沈从文不要以粗鄙为荣：“莫玩这个，你聪明，你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多少好事情可学！”
沈从文与年长的文秘书结为朋友，文秘书充当了他的人生导师。
在此之前，沈从文的书本知识主要来自中国传统的典籍，如私塾时读的“四书五经”和《秋水轩尺牍》、《西游记》那类杂书。一个晴天，他在文秘书的行李箱里，发现两本厚厚的书，书脊上写着“辞源”两个大字。文秘书告诉沈从文，“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你想知道的各样问题，全部写得有条有理，清楚明白。”
根据《从文自传》所涉及的年代进行推算，沈从文此次看到的《辞源》，应该是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五年发行的第一版。《辞源》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开始编撰，直到清室逊位后四年才完成。
当文秘书问少年从文“看不看报”，从文答曰“老子从不看报，老子不想看什么报”。于是文秘书从《辞源》中翻出“老子”条目给沈从文看，从文才明白“老子”原来就是民间所说的“太上老君”，羞愧的他从此再也不敢自称“老子”了。
受了刺激的沈从文，和文秘书及另一位同袍，三人各出四毛钱，订阅了两个月的《申报》。
通过阅读《申报》和查阅《辞源》，沈从文方才知道外面世界的广阔，外面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他知道了以前在大山里闻所未闻的“氢气”“参议院”“淮南子”等等。
可以说，是《申报》和《辞源》种下了沈从文向往外面世界的因子。不过他最终下决心离开湘西还得几年后，促使其成行的又是一份来自上海的报刊《创造周报》（该报由政学系人物控股的泰东书局出版发行）。
当时沈从文因为给统治湘西的军阀陈渠珍做文秘，受到了器重，被派到一个新创办的报馆工作。在报馆里他和一位来自省城长沙的印刷工头住在同一间房。这个年轻工人推荐沈从文阅读《创造周报》，并鼓励他用白话文写作。他告诉从文，“白话文最要紧处是‘有思想’，若无思想，不成文章。”
多年后沈从文回忆这些往事，感慨道：“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此时，沈从文下了决心，“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离开了他熟悉的、有老长官旧同事关照的家乡湘西，去外面闯荡了。
沈从文选择走出湘西的第一个落脚点不是顺江可达的上海，而是古老的北京城。原因很简单，当时他的舅父——大艺术家黄永玉的祖父黄老先生，正跟着凤凰县所出的大人物熊希龄先生在北京办香山慈幼院，少年去陌生的地方闯荡，当然要考虑能否有可以投靠的亲友。
沈从文来到北京时是一九二二年。出了前门火车站，就如现在一些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打工的青年一样，他被“黑车”司机骗了一道，这是大城市教给他的第一课。拉排车的北京汉子答应沈从文可以拉他去要去的地方，却把他拉到西河沿的一个小客店。
这一年，沈从文二十岁。沈先生去上海还得六年以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等早有文名的作家帮助下，沈从文陆续在《晨报副刊》、《语丝》、《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其才华得到了文坛的认可。
一九二八年，沈从文从北京来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杂志。次年，这位只有高小学历的乡巴佬，进入上海公学任教。在上海公学，他疯狂地追求女学生张兆和。在胡适先生的撮合下，出身名门的张兆和接受了沈从文的爱情。这个鼓足勇气走出大山的湘西少年，终于在大都市占有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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