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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达
9年前的5月12日，正是我入职报社第四天。下午14时28分，汶川强震，举国哀恸。当晚，北新桥三条8号、干面胡同43号和53号的灯整整亮了一宿。
随后三个月，我连基本情况都没摸清，便和同事们一起进入了连轴转的工作状态，更亲眼看见更广阔的三年里，一批又一批红十字人如同迁徙的雁群，在四川、北京之间一趟又一趟的折返，走过的山路无法丈量。
而当时，对于每一位红十字人来说，能够挤进紧急集结赶往灾区的首批救援队伍，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认可，只有最精干的“老红会”才有资格。这也成了后来我很遗憾的一件事——去过2013年4月20日的芦山，去过2014年8月3日的鲁甸，却未能前往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亲身参与一线救援和现场报道。
走进汶川：左手是生存，右手是绝望
灾区最能锤炼人的情感，时间也未必能抹杀一切。随着年日渐久，我与那些去过汶川、北川、德阳、绵竹的“老红会”们相继熟识，便开始在茶余饭后打听他们的故事——直面这场建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地震，一次次从废墟中翻寻生命却又悲恸绝望，在断壁残垣间搀着痛失亲人的老乡嚎啕大哭，在飞沙走石的山棱中爬上爬下，他们遭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找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这会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挥之不去却又指引他们奋力前行的记忆吗？还是午夜梦回悚然惊醒的梦魇？我很好奇。
也的确有很多故事。孙硕鹏、杨绪生、李立东、洪俊岭、李庆华、吴宏军、傅阳、蔡文男……随便一过脑，便是一连串的名字和一段段扎根川陕甘的激情岁月。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启动派驻机制，分批安排工作组扎根各个重灾区，统筹红十字会援建工作，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进行轮换。那段时间里，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了四川人，而视北京为“第二故乡”。为了更好地与老乡打交道，不少人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川普”。
“当时，我带着999救援队，平均每3分钟就从东汽厂房转运出一名伤员。站在钟楼下面，我的左边是临时搭建的处置所，里面满是伤员，右边的空地上就停着遇难者的遗体——第一次觉得生与死的距离是那么近。”9年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999医疗救援队队长的孙硕鹏在一篇文章忆及当时经历：“后来，我们与兰州军区医疗队协同挺进深陷绝境的清平，走到半路，前面山体滑坡，后面堰塞湖决堤，生与死的边界真正模糊起来，反而心静如水，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名战士。”彼时，孙从北京市民政局履新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仅一年。汶川的救灾经历，带给他巨大的心灵触动，引领他成为一名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此后的九年，孙频繁往返于菲律宾、尼泊尔、缅甸的救灾现场，传播“视死如视生”的人道救援理念，成为中国红十字人参与国际救援行动的样本。
傅阳，当时入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一个月，因为要去前线，他让刚怀孕的妻子回了青岛老家。出发飞往四川前，傅在租住的房子镜子上留下了一张纸条，背后写着“我爱你们！”“当时孩子还没出生，我救灾也没经验，怕去了灾区不知啥时候遇到危险回不来，再没有机会说这句话。”一次闲聊中，他告诉我。后来的9年，作为中国红基会的救灾干将，他去过玉树、芦山、鲁甸、彝良等地震灾区南方十省洪涝灾区、舟曲泥石流灾区，早已不复当年“初出茅庐”时的不安与忐忑，却始终珍藏着那张纸条。
更有意思的，是“铁人”邱绵山。邱是四川本地人、德阳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震后不到一小时，他就乘坐一辆用了19年、快报废的车辆赶到灾区，每晚住在车里，休息时始终捏着手机，用“不下车、不停留、不滞留，来一车转运一车”的方式，把一车车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发往德阳各个重灾区。某次，一家企业向德阳捐赠了402顶附英文说明书的帐篷，并指定其中30顶安装在汉旺镇两所医院。不懂英文的邱，带着两名翻译志愿者一路搬运、一路翻译，连夜将帐篷安装完毕。次日上午10时，捐方派人前来帮忙，却发现帐篷已经住上了病人，惊得目瞪口呆。
“普遍”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之一。震灾发生后，各国红会和国际联合会积极派遣救援队赴华，德国的野战医院，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供水，英国的大众卫生，丹麦的大本营……来自各国红会的先进救援理念、思路和方法与中方相互碰撞，激发出的火花也让国内同仁大开眼界。后来，中国红十字会着力推动建设7大类21支国际级专业救援队，在国内外人道救援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种子便发轫于这一刻。
从玉树到鲁甸：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
时光流转，转眼便是2010年。青海玉树遭遇强震，中国红十字救援队再次出征，在海拔3681米的高原与救灾官兵一起昼夜奋战。
因为地处高原，公路交通非常不便，仅有一个小机场可供降落，前往灾区的人员、物资再三精简，偏重新闻报道的我们在被报入出征名单后又被拿下，最终未能成行，信息沟通只能依靠电话和短信。但就是这样艰难的信息传输条件，依然有很多故事跨越高原传至后方。
中国红十字应急供水救援队（云南）队长、云南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主任刘建永是故事主角之一。4月18日，紧急搜救阶段即将结束，灾区转入灾后安置阶段，刘建永率队从云南昆明出发，翻越了10余座雪山，最高海拔5300余米，经历了严寒、暴风雪、沙尘暴、车辆故障等各种艰难险阻，21日晚抵达玉树。
严重的高原反应，让所有队员都猝不及防。“一整晚的时间，心脏像重炮在耳边打击，耳鼓哄哄作响，头痛得似乎要裂开；在风雪呼啸中呕吐完后扶着墙，像踩着棉花一样慢慢走回房间，没有一个人想吃饭。”一位队员回忆，为了尽快到达玉树，大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一手扶着仿佛要开裂的脑袋，一手紧抓方向盘缓步往前推进。白天有雪，取水点，安装水塔时又遭遇8级大风，救援队全凭一股狠劲，在真实情况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的高原灾区坚持了下来。也正是这次出征，给刘建永的腰落下了病根。
汶川、玉树的连续两场救援行动，为满怀理想和信念的红十字人带来了无上荣光，也让众多初涉人道领域的年轻人坚定了人生方向。但繁花着锦，势必难久，随后的一年，中国红十字会开始遭遇网络的风刀霜剑，在波诡云谲的互联网舆论场中一败涂地。
在这场信念与现实的交锋中，有人失意离开，更多的人选择了坚守，在沉默中积蓄力量，期待喷薄的一天。
有句老话“人定胜天”，但灾害从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信念亦因磨砺而愈发坚定。两年后的芦山地震、三年后的鲁甸地震，中国西南地区进入“振动模式”，逐步完成设备改装和信念升级的数十支国家级、省市级、区县级红十字救援队屡次出征，携带更专业的技术、更先进的理念、更齐全的设备，在灾区为救灾军民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公共卫生环境、医疗保障服务和心理抚慰。
在芦山，大众卫生救援队的年轻队员顶着似火骄阳，早出晚归在各大安置区挖蹲坑、搭厕所，年迈队员则留在营地一遍遍刷洗厕所板材。因为仓库储备不足，救援队将彝良地震用过的厕所板材回收利用，清洗消毒后再次用在了芦山灾区。
在鲁甸，年过五旬的云南省红十字会副会长牛有媛率领救灾骨干连夜挺进龙头山。漫长的雨夜，灾区除了废墟就是危房，为了把安全居所留给灾区群众，她和队员在学校布告栏下站了整整一宿。
“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红十字人在灾区的真实写照。所以后来，每当看到网上再次掀起的一些风浪，心态早已能淡然处之——不是心已冷，而是想起那些在灾区晒到暴皮的救援队员，想起曾经遇到的为了进入龙头山而拦乘殡仪车的两名小女生，想起装完1200个家庭箱后直接瘫倒的“战士”，想起在青年座谈会上大声抗议，争夺“参与救灾男女平等”之权利的女同事们，那些“键盘党”的攻讦又算得了什么？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正是有了那些可爱的人、那些值得钦佩和向往的故事，红十字运动才能跨越150年的历史烟云，无论在炮火连天、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相互依存、协同发展的当今世界，都能找到存在和壮大的土壤，找到为了同一梦想而奋力向前的坚定同行者，成为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的旗帜。
这是我们的信仰，亦是我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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