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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和一位老领导吃饭，席间，老领导感慨，沈阳本来是二线城市，城市体量与地理位置都不错，可惜的是，如今的沈阳，在投资与热钱的资本方看来，只属于四流城市，投资价值与西宁、青海排在一个等级。
其实，整个东北的投资价值都在急速贬值，按照资本方的排序，如果有100万资金需要投资，会勉强投给哈尔滨20万，然后是长春5万，即便如此，也坚决不投沈阳，如果非要在辽宁投资，首选也是大连，其次是本溪，最后才是沈阳。
按照他们的调研数据，沈阳目前的房客比为1:1，所谓房客比，指的是房屋与租房人数之间的比值，1：3为正常值，即一间房屋同时有3个潜在房客需要租用，1:7以上为过热，1:2为过冷，沈阳是1:1，已经不是冷的问题，而是超冷！
沈阳市应该也感觉到了这种资本与人才加速外流的可怕情况，所以近期一直努力提高国际知名度，邀请德国总理、韩国总理先后入沈。遗憾的是，沈阳老百姓感受到的只是极度拥堵的交通，以及由交通延伸的低效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一座本应生机勃勃的城市，却在资本大潮时代几乎奄奄一息。
翻了一下黑龙江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的统计数据，结论是一样的：惨烈。
农业增加值号称有6%的增长，但种植业只不过持平，而畜牧业出现雪崩式下降，如奶牛存栏量下降37%，牛奶产量下降25%，家禽出栏量下降7%，不知道农业的增长从何而来。
工业增加值号称有3.9%的增长。但在整体上，齐齐哈尔的制造业已经在破产之路上狂奔了。工业用电量也下降了5.2%，出口下降了41%。亏损企业个数爆增了32%，每5家制造企业就有一家处于亏损状态。亏损总额37亿，暴增了111%。剩下那些勉强还能挣钱的企业，利润总额竟然只有26亿。
也不知道这个560万人口的黑龙江第二大城市，在制造业整体破产的情况下，如何维持生存？
长春：吉林省的省会城市。一般来说，各省都会集全省的财力物力人力来供养省会，如果连省会经济都出现坠崖式的下降，那吉林全省的经济肯定已经是不堪入目。
可惜的是，长春这个省会城市的经济确实已经坠崖。2015年，长春工业总产值突然下降11.5%，出口也下降了20%，不要忘了2014年还下降了24%！两年出口规模近乎腰斩。房地产投资额更别提了，已经连续下降了3年了。2015年下降了5%，2014年下降了13%，2013年下降了6%。
更恐怖的是连省会长春的财政收入都降幅为7.2%！
要知道吉林全省官方承认的地方债接近4000亿，其中一多半花在长春，这全都指望财政收入增长来还。现在连财政收入都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这债要怎么还？
最后，再说一下本溪，这是个非常小的城市，人口仅仅只有152万，经济规模在辽宁13个城市中排名第8。不过这种城市尤其具有代表性。
目瞪口呆啊！2015年本溪的财政收入为54亿，较2014年的130亿，暴跌了足足59%！这意味着本溪的公务员工资都发不起了。
你们能指望只拿着一半工资的警察提供安全服务？指望食不果腹的老师好好教育学生？指望几个月收不到工资的环卫工人清扫马路？孤寡老人如何救助？道路坍塌了要不要修补？仅此一个数据，已经证明这个城市已经走向了死亡。往前几年看，财政收入也呈现清晰的逐年衰退的趋势。
这就是个濒死的城市了。这就是在北上广深的灯红酒绿之外，最最真实的中国。“广”是广州哈，广东的情况后面再说。
一座城市的活力，主要体现在这座城市的企业身上，企业的活力，主要在企业家身上。
东北的大型企业，基本都是国企，中规中矩一些，也属正常，但问题是，现在的好多地方的国企，几乎已经成为第二官场。
一大批政府副秘书长、组织部副职、各委办局副局级官员，因为副职人数的规定而退出仕途，转战进入各大国企，进入国企也可以，利用人脉资源还是可以做事情，做贡献的，但东北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人不是到国企做贡献，而是到国企当官去了，而且当的都是一把手。
结果是，企业越来越像政府，不求利润，但求平稳，不怕员工挣得少，就怕员工闹得大，市场无所谓，形象才重要，一整套官场思维开始在各大国企蔓延，有的企业竟然在内部刊物里写出这样的话“董事长调研时指出，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做好……”
这哪里像企业用语，企业思维，这分明是政府系统的文案格式，沈阳的国企在这种环境下运行，你还奢望他能创造利润或价值？
市场瞬息万变，有多少人还记得上个世纪下岗职工因为国企改革而遭受的人生巨变，那是整整牺牲了一代人换来的发展时间与发展空间，结果还不到20年，一轮经济周期过后，沈阳的国企又陷入了这种历史必然，难道还要再牺牲整整一代人？
难道这就是中央振兴东北的结果？到底谁需要负责？难道只有贪腐才需负责？这种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结果，又要谁来负责？
问责制，难道只针对具体结果问责，而对集体结果失语？
这一系列问题，根本找不到发问对象，因为你找不到谁应该来负责，所以，谁都可以享受企业好时带来的红利，但在企业不好时，却找不出一个人来负责，这种经济运行的设计，不是找死又是找什么？
那沈阳的各大国企来说，很少对外公开招聘，但企业的人数仍然逐年上升，这些人是哪来的？既然都是有背景、有关系才能进入企业，那企业又如何去管理这些人？也许坐在你面前的这个90后小孩，父亲就是哪个委办局的高官，将心比心，作为部门小主管，你敢管？
当一个企业按照政务系统运行时，就远离了市场主体，当一批企业都按照政务系统运行时，这座城市就远离了市场主体。
遗憾的是，几乎有一点实力的国企都在国资委监管之下，企业负责人的任命基本全部移交组织部管理，国企基本成为第二个政协，一些仕途不济的，退下来到企业当一把手，平稳退休；一些仕途远大的，年富力强的，到企业当二把手，属于履历镀金，然后继续转入仕途，这些人会在乎企业效益？
一任市长传另一任市长，不知道下一任市长接棒时，最难做的官员不是安监局局长，而是统计局官员，因为数字造假太难，要各种数据全对得上，又要做得像，上对得起中央的脸面，下对得起一帮兄弟的未来，数字功夫那得相当了得啊！
以我这几年的经历来看，东北官员最大的问题是怠政，工作态度不积极不主动，官方媒体的用词是“等，靠，要”，这种现象确实广泛存在。
问题出现了，把原因都归咎于客观原因或者别人身上；天天嚷着“完蛋了，没救了”，大家知道现在问题症结在哪里了吧？
今年4月份，李克强总理说：东北完不成指标就和有关负责人算总账。
我真希望总理的鞭子抽得再狠一点！
吐槽完了东北，再说说广东老板的无奈与绝望
1.
因为债务问题，这些天我一直在催促王老板还款。王还算是有教养的老板，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天天电话催促，每次都笑脸面对，从不显露半点不满。
每一个看似成功人士背后的凄苦并非其他人能懂。作为一个有着20多年创业的经验的王老板来说，这个曾经号称中国最开放的城市——深圳，已经让他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他是做实业的，主要的客户是国企和上市企业，这要是放到过去，这是非常好的业务。但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当下，这个过去看似很好的业务，却成了他的痛苦来源。
客户的回款越来越慢，账期越来越长， 按照正常的财务算法，原来平均每笔单有36% 的毛利，这是相当不错的行业和收益，但是现在客户的款回不来，账期从原来的一个月一结算，变成现在半年一结算，王老板自己大额垫资，倍感压力。
王老板的公司是生产型企业，有一个近300人的厂子，按照现在深圳的工资水平，加之他的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员工待遇自然要好，现在员工的月平均工资5000多元，加上各种保险和公积金，他每个月要承担每个员工6000多元的成本。就人力成本这一项，他每个月的开支近200万元。外加厂房、电费、水费、税费和各种公关费用，每个月的开支超过300万元。这300万元的费用是不管刮风下雨都得支付的。
可问题是，产品生产出来了，也卖了，但货款却迟迟不得收回。他自己估算了一下，就今年上半年，他已经垫付了三千万的货款。而且根据现在的形势，只有可能越垫越多。这样下去换了谁都受不了。
原本他认为只要自己坚持过了这段艰难的时期，好日子就会到的。而且政府不是说了吗？开启供给侧改革，让资金进入实力。——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日益紧张的资金链，让他自然而然的想到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并不简单，当他去银行咨询贷款的时候，银行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房产吗？在当下的深圳，相对于房产而言，公司的经营状况和项目本身根本算不了什么，就算你是乔布斯，拥有最好的手机产品，如果他在中国，依然是一毛钱也贷不到。刘只好把自己住的房子抵押到银行，花了很长时间，终于贷到了八百万，这样才使得公司业务正常运转。
王老板跟我说，他累了。他说：自己为了这个国家的就业做贡献，但作为第三等公民的民营经济，负担最重的税负，解决最大的就业岗位，却没有应有的地位，当下如果还要坚持做实业无非是找死。
王老板还说，钱已经足够两辈子花了，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理想，去受无谓的罪，毕竟，当下已经不是一个有“梦”的时代。
王老板说：凭什么让他辛辛苦苦的为这个国家养活300多人，却得不到国家任何一点支持，反而成为盘剥和打压的对象？等他今年把所有的款项收回，不再扩大生产，慢慢把原来工厂里的员工分流，最后还是打算把工厂关了。
看到现在做金融的人，甚至做高利贷的人都能潇洒的过日子。他选定了自己未来的两条出路：
1、退出实业，把实业交给国家去做，自己也从事投机投资，做轻资产的买卖；2、变卖家产移民。王老板选择第二项的可能非常大，毕竟自己的孩子已经在美国留学。
两三年以后，深圳又少了一个踏踏实实做实业的老板，多了一个炒房的炒客；或者中国又少了一个优秀的国民，西方多了一个消费的富翁。
王老板只是过去和现在千千万万在深圳苦苦拼搏的创业者中一员，他今日的选择不是孤立事件，无数个曾经满怀热情以实业造福社会的创业者选择抛弃实业，甚至抛弃中国。
2.
无独有偶，东莞某灯饰厂唐老板说，最好赚钱的还是买房子，他在两年前将工厂关闭在广州买了4套房。“忙得焦头烂额收入还不够给员工发工资，一句话早上岸早解脱。”
唐老板在东莞的灯饰厂最忙时有100多名工人，灯饰订单多数都是出口产品，忙碌时车间连续几个月加班，“后来生产逐渐下滑，加班很少了，一是订单减少、价格下降没钱赚了；二是员工工资一直在涨，减少员工又导致订单主动减少，还要倒贴钱来发工资，你说不关门干什么？”
唐先生2014年下半年果断关掉工厂，回到了广州的家，动用了亲人的指标陆续买了4套大房子。“幸运的是买了房，不幸的是没买更多。”他笑着说。
7月的金融数据显示，像他这样做实业的企业主或许更多在逃离，转身投入到房地产投资当中。
央行数据公布，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4636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1万亿元，创近年来新低。其中住户部门贷款增加4575亿元，几乎全都是房贷撑起，企业新增信贷为负增长。
银行对实体经济惜贷甚至是抽贷，放款业务主要依赖政府部门和房地产销售。国泰君安银行业分析师王剑认为，经济不好，私营部门风险高了。银行只能选择去做更低风险的业务，比如按揭、政府项目。
而另一方面企业负债率13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国家之一。
货币继续脱实向虚，房地产持续狂欢。银行拼命给个人贷款买房，给家庭加杠杆。房地产的火热继续上演。
8月17日，位于上海静安中兴社区一幅住宅地块挂牌竞拍，楼面地价14.3万元。
实体经济凋零，要么企业死掉了，要么自己主动关闭了企业，资金需求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信心一旦崩塌，就算银行愿意贷企业也不愿意要。
2015年年报的28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40%的公司一年的利润不到1500万，这可是中国最好的公司群体了，但随便炒几套房，利润可能就是上千万。
没有多样性实业支撑，俄罗斯、阿根廷、委内瑞拉等这些国家经济水平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回到了多年以前。
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为了房子辛苦奔走；
当这个国家的经济中坚企业家逃离企业、甚至逃离这个国家的时候；
当经济数据都不好看，只有楼市和房贷一篇飘红的时候；
这是何等的诡异画面啊？
面对实业萎缩的中国，难道靠砖头水泥来救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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